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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午鸿：惊世珍品《永乐大典》的旷世磨难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诏谕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七、八千种，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朱棣

1403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藉“靖难”之名，夺取政权，改元“永乐”，历史上称其为明成祖。为了巩固政权，加强文治，明成祖命翰林院学士解缙、太子少保姚广孝为监修，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系统地收集天下古今书籍，便于查考。永乐元年（1403），解缙等开始编修，至次年十一月纂成上奏，成祖赐名《文献大成》。但当翻检过后，却发现远不符采辑“百家之书”的要求，永乐三年（1405）又令重修。“供事编辑者三千余人”，博采众书，汇聚群分，终于在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将这部鸿篇巨制重修完成。成祖阅后十分满意，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撰写序言。至永乐六年（1408）冬，《永乐大典》全书抄写完毕。据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全书缮写成22877卷，凡例并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

1521年，嘉靖皇帝即位，他对《永乐大典》倍加珍爱，常常置案头数本，随时翻阅。嘉靖三十六年（1557），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嘉靖皇帝怕殃及附近的文楼，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决定重录一部副本。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嘉靖皇帝任命高拱、瞿景淳二大臣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招选誊录、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了抄录《大典》副本的工作。抄录工作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完全按照永乐正本的册式、行款摹写，每人每天按规定誊抄三叶，每册结尾处注明重录总校官、分校官等衔名。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嘉靖帝辞世时尚未竣工，到次年隆庆元年（1567）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耗时五年。

随着岁月的流逝，《永乐大典》中收集的文献不断损佚，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安徽学政朱筠提出用《永乐大典》辑佚。当时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从《大典》辑出的佚书，不仅种数多，且大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其中如北宋薛居正所撰《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诸帝各朝实录，史料价值极高。但元、明以后，传本湮没，幸赖邵晋涵等从《大典》录出原文，仍按原书卷数，汇成一编，才使二十四史无有缺遗。为此乾隆皇帝非常高兴，特意做了《题旧五代史八韵》，文津阁四库全书书架上即专刻有此诗乾隆御笔。再如《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东观汉记》、《大元海运记》、《农桑辑要》、《水经注》、《永徽法经》、《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也都或由《大典》辑出，或经《大典》校补。《永乐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其后《永乐大典》被大臣们借阅并用以辑录佚书，也不断遗失和遭受各种破坏，至宣统元年（1909）筹建京师图书馆时，《永乐大典》存藏处翰林院已仅剩区区64册，其余残存的《大典》则散布在世界各收藏单位和私人手中。

目前所知存世400余册《永乐大典》，其中有224册为国家图书馆收藏（含暂藏台湾的62册，新入藏1册）。与其他善本古籍一样，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的来源主要包括购买、政府拨交、接收捐赠等几种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永乐大典》的收集工作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1950年，北京图书馆馆员顾子刚率先捐献3册《永乐大典》；1951年7月，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归还中国11册，由文化部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同月，商务印书馆捐献21册。为表彰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北京图书馆于1951年8月举办了专门的《永乐大典》展览，展出列宁格勒大学所还11册、商务印书馆所捐21册以及本馆原藏50册《大典》，可谓规模空前。展览取得很大成功，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掀起了一股捐献热潮。天津收藏家周叔弢欣然将家藏1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国家，金梁、徐伯郊、赵元方、张季芗等先生也纷纷捐赠。

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卷3518、3519“门”字号）。此册发现时，书的天头地脚部分已被裁去，用来做鞋样。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然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统，使此册《大典》的内容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这可以算做《永乐大典》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此书通过掖县文化馆捐让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对受损部位进行了复原。

2007年11月22日，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赴华东核查古籍善本时，意外发现加拿大籍华人袁女士手中藏有一册《永乐大典》。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专家先后进行了四次鉴定，认定其为明嘉靖间《永乐大典》写本的零册，且尚保存明代包背旧装，前后书衣完整，品相良好。鉴定专家一致建议力争将这册《永乐大典》收回国内。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领导的关心和协调下，这册《大典》成功回归祖国，入藏国家图书馆，为海外藏中华典籍以各种形式回归并加以保护，起到示范作用。

历经六百年风雨沧桑，《永乐大典》正本杳无踪迹，嘉靖副本屡遭劫难，成书之初的万册巨帙流传至今仅剩400余册。《永乐大典》是中华典籍文化聚散流变、悲欢离合的缩影。《永乐大典》本身就具有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教育意义。我们举办此展览，意在让更多的人了解《永乐大典》，并通过了解，让承担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成为社会的自觉行动。毕竟保护优秀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

按说，《永乐大典》是以图书的形式面世的，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档案文献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永乐大典》从来没有刊印过，无论是“永乐正本”，还是“嘉靖副本”，都是抄本，严格地说属于图档，有图书的“形”，更有档案原始性的“质”。《永乐大典》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它的运势其实就是明清两朝政治社会的一个缩影。

《永乐大典》的修纂

朱棣

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太祖朱元璋就想修纂一部“编辑经史子集百家之言为《类书》”的大型类书，但由于新朝初定百废待举，这个想法没有付诸实施。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认为：“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命令解缙等人组织儒士，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并规定了编纂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于一书，毋厌浩繁！”大学士解缙接到明成祖的命令后，立即着手编辑此书，奉旨召集文士147人，夜以继日，一年后就完成了任务。明成祖赐书名《文献大成》，但是对书却极不满意，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于是又在永乐三年(1405)再命姚广孝、郑赐、刘季篪、解缙等人重修，并召集朝臣文士、四方宿学老儒2196人，分别担任编辑、校订、抄写、绘图、圈点等工作。为了编纂此书，明成祖允许编纂者调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全部藏书，还派人到各地搜采图书，为编纂图书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永乐大典》的编排方式非常科学，全书总的体例是按照《洪武正韵》的韵目，按韵分列单字，每一个单字下注音韵训释，备录篆、隶、楷、草各种字体，再依次把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异见、诗文词曲，随字收载。也就是以“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汇集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以来书籍中的有关资料整段或整篇，甚至整部一一抄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辑录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工技、农艺、医学等，多达八千余种。其中，《永乐大典》还收录了许多后世已经残缺或佚失的珍贵书籍，如《薛仁贵征辽事略》、宋本《水经注》等，其所征引的材料，都是完整地抄录原文，因而许多宝贵的文献能保存其原貌，人们称《永乐大典》为“辑佚明初以前珍本秘籍的宝库”。永乐五年(1407)，辑录的成稿进呈朝廷，明成祖审阅后甚为满意，亲自为其撰写序言，并定名为《永乐大典》。接下来就是清抄，到第二年的冬天，全部工作正式完成。全书的规模可以说是空前的，共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11095册，约3.7亿字。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堪称类书大全，比《不列颠百科全书》成书年代早了300多年。

该书修成后，被收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也将《永乐大典》运至北京，收藏在北京新宫里的文楼。

《永乐大典》不仅篇幅巨大，收集广泛，而且缮写工整，书中正文全部用毛笔以楷书写成，每半页八行，大字占一行，小字抄成双行，每行28个字。另外，书中插图精美，山川地形皆以白描手法绘制图形，形态逼真，书为硬裱书面，由粗黄布包着，典雅庄重，被誉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罕见的珍品。

《永乐大典》的流散

《永乐大典》的命运颇具戏剧色彩。可惜不是喜剧，是悲剧，更是闹剧。可以说，它的厄运比明王朝的厄运来得更快，更持久，更离奇。首先是“永乐正本”下落不明。许多人猜测它毁于明亡之际的战乱，但史籍没有确切记载，所以正本的去向成了千古之谜。也有学者提出，永乐正本极有可能随嘉靖皇帝葬在永陵，理由是：

1.嘉靖皇帝沉溺炼丹术，生前视《永乐大典》为至宝，死后随葬可能是早已做好的安排。

2.当时嘉靖皇帝下令重录副本时，嘉靖最器重的文官徐阶向他奏明，重录只能“对本抄写”，工程浩大，不可能很快完成，嘉靖则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以备不虞”，必须加紧完成。4年后，嘉靖驾崩，3个月后下葬。葬礼刚刚完毕，隆庆皇帝就宣布《永乐大典》已抄成，并重赏抄录的众臣。也就从此时起，正本便神秘地失踪了。嘉靖的葬礼跟《永乐大典》正本的失踪如此巧合，同时一反皇家修典必大肆宣传典藏何处以及在官修书目中著录的做法，也使人浮想联翩。

相对正本失踪而言，“嘉靖副本”的命运更加扭曲跌宕。清雍正年间嘉靖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至乾隆年间为编修《四库全书》，朝廷要用嘉靖副本做参考，而此时，人们惊讶地发现，《永乐大典》居然缺失了2422卷，共计千余册，只留下九千多册。原来，雍正年间翰林院的学士就能够借阅《永乐大典》了，还可以借回家阅读，许多人借后不还。再加上当时管理不严，许多太监也纷纷将《永乐大典》偷盗出宫去卖钱。清道光之后，《永乐大典》更是束之高阁，蛛网尘封，鼠啮虫咬，翰林院的官员也趁机当了孔乙己，窃书不少。如此，宫外的民间市场也开始关注流散的副本，外国收藏者也逐步介入，以十两银子一册的高价暗中收购，里应外合，更加剧了嘉靖副本的失佚。

不过，跟后面的厄运相比，《永乐大典》在雍正至道光的100年间的遭遇只能算是“毛毛雨了”。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给《永乐大典》带来最大的劫难，洗劫了翰林院，有相当一部分被劫运到了英国，后藏于大英图书馆。到了光绪二十年，也就是1894年，11095册的《永乐大典》已仅存800余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犯北京，烧杀抢掠，《永乐大典》再度遭遇劫难。当时，慈禧仓皇西逃，留下义和团跟八国联军展开激战，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翰林院也沦为战场，珍藏《永乐大典》的敬一亭被毁，玉石俱焚，藏书四散。在激烈的巷战中，八国联军用质地厚实的《永乐大典》代替砖头，修筑防御工事，甚至用来垫马槽，或作为“上马石”。更有甚者，当侵略者的炮车陷入泥泞时，竟用《永乐大典》垫道。而对东方文化稍微了解一二、知道此书价值的侵略者，又乘机肆意抢掠。当时任英使馆官员的威尔在《庚子使馆被困记》中写道：“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在火光中恣情拣选，抱之而奔。”一个叫翟理斯的官员，拿走卷13345中的一册，送给他父亲作为纪念品。英人莫利逊从废墟瓦砾中取走6册。劫掠之后，他们还扬扬自得地说：“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经历了八国联军的洗劫，清政府收拾残局时，清理出残存的《永乐大典》仅剩下64册，由京师图书馆收藏。

《永乐大典》的价值

《永乐大典》在明代秘藏禁中，属于专供帝王御用之物。别说一般读书人，就是翰林院学士也难以有阅读的机会。尽管永乐之后，整个明代除了嘉靖皇帝因很荒诞的原因酷爱这套旷世大典之外，别的皇帝对明成祖的心血并不怎么上心。《永乐大典》的真正利用是从清代才开始的，最早认识到这部典籍价值的是全祖望和李绂。清雍正年间，开三礼书局，他们破天荒地得到了阅读机会，发现其中许多是“世所未见之书”，“或可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不可谓非宇宙之鸿宝也”。于是相约，每日读二十卷，把要辑的几种书标出来，另由四人抄写。由于卷帙浩繁，这项工作不是个人所能承担的，到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无法继续下去，但他们已辑出王安石《周官新义》、田氏《学习蹊径》、高氏《春秋义宗》等十种典籍。清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准，并专门成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开始时人员为30人，后又增加9人，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参加了这项工作。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书籍：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总计385种、4946卷。

值得一提的是，《永乐大典》有关宋元的史料极为丰富，清人法式善说：“苟欲考宋元两朝制度文章，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者焉。”这样的评价一点也不过分。如卷14620至14629收有《吏部条法》一书，这是一部有关宋代官吏铨叙、考绩制度的档案汇编，所记载至南宋理宗一朝，可补《宋会要》修至宁宗朝为止的这一段空缺。过去罗振玉仅据日人所藏《永乐大典》二卷中的《吏部条法》影印，已视为珍宝秘籍，现在还可据《永乐大典》再补辑七卷，这将更有利于我们对宋代职官制度的研究。而堪称一代宏典的《元经世大典》，虽《大典》中仅存片断，亦可为研究元代典章制度者用以取证。元代另一部巨籍《元一统志》，原书近八百卷，记载元代地理区划、沿革以及山川河渠、物产土贡、往古遗迹等甚详，也是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当然，《永乐大典》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最为成熟的类书，其价值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几点。即便是现存的残卷，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医学、语言、地理等方面也堪称丰富的宝藏。

附：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收藏史话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明解缙等奉敕编纂。解缙(1369-1415)，字大绅，又字缙绅，吉水(今属江西)人。洪武进士，居官累迁再谪，终死于狱，追谥文毅。著有《宋书》、《文毅集》、《春雨杂述》等。总裁《太祖实录》，永乐二年(1404)曾进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明成祖朱棣以古今事物散于众书，不易检阅，欲将经史子集诸家之书，析类辑为一编，而以韵统之，便于考索。于是，在永乐元年(1403)七月命解缙主其事，一百四十七人参与编纂,于次年十二月完成。帝嫌其未备，又增派姚广孝、刘季篪等人同主其事，配副总裁若干人，参与编校、誊写者三千余人，至永乐六年(1408)冬成书，赐今名。

此书收存历代重要典籍七八千种，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在3.7亿字左右。书以单字为目，以《洪武正韵》系字，每字下先注音、文，次录各韵书、字书所注反切、释义，再列该字楷、篆、隶、草各体，最后分类汇辑各书中与该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词典故、杂艺等各项记载。凡单字注释、引文之书名、作者，皆用红字写出，非常醒目。成段或全书采录文献则一字不改，甚为完整。宋元以来的佚文秘典搜集颇多。清人从中辑出佚书数百种，收入《四库全书》仅388种，4926卷，列入“存目”者又百余部。

《大典》原书仅抄一份，迁都北京后，移贮文楼。嘉靖四十一年(1562)明世宗为防大典被毁，选礼部儒士程道南等照原本重录。重录本于隆庆元年(1567)告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正本原藏文渊阁，副本藏皇史宬。

在明朝，《大典》深藏内府，民间不得窥视，一般官僚也无缘寓目，因此，有关《大典》的猜测也很多。明亡之后，永乐正本不知下落，可能在明末毁于兵火。嘉靖重录本在清初也不知下落，康熙年间，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在皇家档案库皇史宬发现了重录本，已佚不少。雍正年间，《大典》重录本又转移到翰林院敬一亭。由于当时管理不善，《大典》又有丢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文明古都烧杀掠抢，无恶不作。位于东交民巷的翰林院，靠近使馆区，已沦为战场。对《大典》来说，这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敬一亭被毁，《大典》几乎全部遭到焚毁，幸存的残本或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劫掠而走，或被国内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人翻检拾走。以后，外国侵略者还从一些书商、收藏家手中收购《大典》。最后，翰林院仅剩的六十四册被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清末大臣陆润庠运回府中。

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学部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但未及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当即派员前往陆润庠处，将64册《大典》运至教育部。除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大典》。《永乐大典》是汉文古籍中最珍贵的类书，孤本秘籍，佚而仅存，弥足珍贵。《大典》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本身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书中辑录的许多珍贵的书籍已经失传，多赖此书才能流传至今。因此，可以说，《大典》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的重厄，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

京师图书馆在细心整理，妥善保护这60册《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间，京师图书馆几易馆名，但《大典》的收藏工作却从未停止过。到1934年，馆藏《大典》已达93册。

在此之后，《永乐大典》聚散离合的过程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北图存放上海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他们共选取了包括60册《永乐大典》在内的三千种善本，并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

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在这60册《大典》中有35册属当年北图第一批入藏，而最初入藏的60册中的另外25册，当年也曾运到过上海，但没有运美，而是后来运回了北平。

八年抗战时期，国难当头，但爱国文化人士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困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仍不停地出入书肆，寻找善本，并和北图保持联系。袁同礼馆长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有两册《永乐大典》。

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永乐大典》的收集工作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图收藏。并借此机会与北图联合举办了一次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北图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图:“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随之，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大典》赠送北图。此后，北京大学也将4册《大典》移送北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 册。向北图捐赠《大典》的还有张季芗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陈李蔼如先生，各一册。

周叔弢先生捐赠信

涵芬楼捐赠档案

北京大学捐赠信

此外，在中国人民爱国精神的感动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我国3 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 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加上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赠还的11册，共67册远离故国的《大典》又回到了祖国怀抱，在北图“团聚”了。

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五、六十年代，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文物的收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 册《永乐大典》。

《大典》的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被剪下来做了鞋样，家中的老太太虽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统，使这册《大典》的内容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也可以算做《大典》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书又转送到北图，北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

目前，《大典》残本散落在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多个收藏机构，约有四百余册。而迄今为止，通过政府拨交、国内外赠送、本馆采访等多种渠道，我馆已有《大典》224册（含现存台湾的60 册）居各处收藏的首位。

《永乐大典》在解放前曾影印过两次。1959年中华书局将当时已收集到的《大典》影印出版。使当年深藏宫中的这部孤本秘籍历经浩劫后重见天日，也算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的一件大喜事。

《永乐大典》的收集、保藏是国家图书馆(即原北图)善本藏书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书收藏的历史。近百年来，政府的支持、众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人们的奔走寻访、国际友人的友好赠还、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呕心沥血，无一不令人感动。在此也向为文物保护作出过贡献的人们表示最真挚、最崇高的敬意。